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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重理论视角重新认识草原生态经济系统价值

2011-01-24 02:43 来源:中国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交换所

过去对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价值的认识仅仅局限在草原的家畜饲草饲料功能上,近几年人们逐步认识到其生态功能,但都未从多重理论的高度,全面、深刻地挖掘出其内在价值,这是导致滥垦、过牧草原、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干旱地区,草原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并不次于森林和农田,草原面积大大超出了能够建构固定农田的面积,但长期以来,草地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在生态功能方面,人们总是重森林而轻草地;在经济方面则重农而轻牧,这种状况在我国尤甚。鉴于此,有必要对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内在价值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

重新认识草原资源稀缺性

草原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在人口稀少的过去,人类并不把自然资源当成是稀缺资源,因而从经济学角度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正如美国著名环境经济学家戴利指出的,“经济学家们习惯地认为,相对于经济来说,自然界是无穷尽的,因而是不稀缺的,所以其价格是零。”他还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至少和国民核算中的概念相一致,即GDP是通过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增值的总和。因为他们通常将产出仅仅当成两种投入———劳动和资本的函数。换言之,在生产中由劳动和资本生成的增值没有被附加到任何东西上,甚至包括没有价值的中性物质上。但是价值不可能不附加到某物上,它也不可能附加到灰烬、尘埃、锈迹和消散到海洋和大气中的热能上。”“但是自然是稀缺的,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它一天天地变得更加稀缺。”戴利所深刻地论证的,人类经济的演化已经从人造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了剩余的自然资本是限制因素的时代,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特征,建立了“空的世界”到“满的世界”转变的理论模型,随着经济子系统的迅速增长,就使得生态系统从一个“空的世界”转变为“满的世界”。戴利指出:“我们就从‘空的世界’的经济学走向‘满的世界’经济学———从一个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限制的世界走向输入输出日益收到退化和污染限制的一个有限的世界”。草原作为土地的一部分,作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具有稀缺性的特点,因此是有价值的。同一般的经济活动一样,在草原上发生的各种经济活动如畜牧业经济活动也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草原是物质资源的提供者,而人是动植物资源的需求者。从供求方面看,草原同其他一切资源一样有其稀少性特征。草原面积有限,且优良草原更有限,在生产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草原自然生产力也是有限的。从需求方面看,人的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在草原畜牧业中体现的非常突出。 

从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看草原价值

仅仅以经济学的价值论分析草原的价值,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未能从草原的价值外溢性的角度来认识草原的价值,科学地考察草原价值,应研究其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无论何时,当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以不反映在市场交易之中的种种方式影响另一个当事人行为的时候,就会出现外部性。”当一个人的效用直接取决于其他人的效用时,与社会选择分析相关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效用外部性就出现了。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会为每一个人提供好处,因此具有一定公共品的性质。所谓公共品就是一旦被生产出来,没有人能被排除在通过消费获益的范围之外的商品。笔者认为,草原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具有准排他性和准非竞争性的特点。非排他性的商品是一旦一种商品被生产出来,如果可以相对容易地把个人从商品的收益人群中排除出去,那么,这种商品就是排他性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或虽可做到,但成本高昂,那么,这种商品就是非排他的。非竞争商品的含义是,如果一种商品的消费增加,但随之而来的社会边际生产成本为零,那么,它就是非竞争商品。草原介于排他性与非排他性、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之间,比如,它可以通过产权明晰,阻挡住别人的家畜来这里放牧,但却阻挡不了别人享受涵养水源带来的好处。

近年来,英国学者皮尔斯等人在概念上系统地讨论了环境资源经济总量的构成问题。皮尔斯认为,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包含多种价值或成分。资源经济学将自然资源分为产出物和非产出物两大类,相应地有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前者指自然资源可直接用以生产过程和消费的经济价值,如饲草,或其转化物———肉、乳、毛、皮等,有的容易在市场上直接测量市场价格,而有的则不易测量。其市场收购价格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值,但其实际使用值可能超出市场收购价。这部分价值还包括其他使用效能,但它并不直接用以生产过程或消费,不直接在市场上交换,其价值只能间接地表现出来。一般说来,这一价值相对应于生态学家所说的生态功能。

这些功能对于人类说来,都具有使用价值,但却不能在市场上得到实现。因而其测量比使用价值更难。但是,这些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可以通过一定方法测量。认识草原的价值,从空间上要树立超越草原自身价值的整体观,草原生态的破坏,已超越了这一空间的局部利益,形成对邻区和更远地区的扩散和迁移。我国草原的破坏会直接危及华北、整个中国,甚至对全球都有影响。从时间上,草原的生态效益的时间效应也比经济效益的时间效应更为持久,经济效益的表现一般伴随着一个经济运行周期的完成而结束,而生态效益必然要影响到下一轮,甚至下几轮生态系统的运行过程。按照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生态效益是指生态系统及其影响所涉及的范围内,对人类有益的全部价值,它包括生命系统提供的效益、环境系统提供的效益、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相统一的整体效益以及上述客体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效益,而经济效益则仅仅是生态系统全部效益中的被人们开发利用的,已表现为经济形式的那部分效益。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不可持续不仅表现在其自身上,而且它直接影响和危害到农田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统,甚至影响到人口生态系统。

草原生物多样性濒临毁灭边缘

生态学的生态位理论认为,每个物种每一个生命有机体都有自己的生态位。作为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当然应有其一席之地。而且草地所造成的小环境,适宜许多生物生存,形成了一个独特生态系统,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我国北方草原上各种牧草约有4000多种,建群种为45个种,禾本科居首位,约33种,以针草属为主,南方草地上饲用植物达5000余种。世界上大部分栽培了的优良牧草,中国都有野生种,是世界上牧草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除植物外,在蒙古高原,野生动物本是十分丰富的,仅在《蒙古秘史》这一部历史著作中,就能查到达52种之多,内蒙古共有野生植物2800余种,重点保护植物100余种,野生鱼类80余种,两栖爬行类20余种,鸟类370余种,兽类10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近百种。但随着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上世纪50年代,内蒙古草原曾经有黄羊(角羚羊)500多万只,目前残存不到30万只,金钱豹、野牛、几乎灭绝,旱獭、狐狸和狼等中小动物大量减少,鹰、鸨、秃鹫、雕、猫头鹰、鹤类、鸿雁、等珍禽急剧减少。50年代测算,每5到7平方公里平均有鹰、雕、猫头鹰一只,基本可以控制鼠害,上世纪80年代,100平方公里也见不到1只鹰和1只猫头鹰,天敌的减少是草原鼠害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退化会造成生物结构的单一化,过分单一化的生物结构会对整个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多种负面影响。它使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得不到合理有效得利用。导致大多数土壤生物区系得丰富多样性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而草原恰恰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基因库,人类破坏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同时,自身的安全也受到空前的威胁。

地下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现在人们关注的重点大多集中在对地上动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其研究上,而往往忽视了对地下生物即土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土壤作为一个重要的地下生物宝库,在其中生活着丰富的生物类群,主要包括土壤微生物、动物和低等植物。不能在只强调地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忽视土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对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温带草原有少部分黑土、黑钙土,而栗钙土为典型土壤,还有西部最干旱地带形成的棕钙土。荒漠区,土壤有棕钙土、荒漠灰钙土、灰棕漠土、棕漠土等。青藏高寒草原的土壤为高山灌丛草甸土、高山草甸土、高山草原土和山地荒漠土、高山荒漠土,这些土壤都孕育着多种地下生物的基因资源。

土地伦理观念下的草原价值

土地伦理(land ethics)观念为美国学者利奥波德于本世纪初40年代提出。他认为现有的土地关系自然从属于经济学范畴;将土地当作一种财产而占有,对土地本身缺乏一种道义上责任感。土地伦理观显然不是以人文为中心的,基于经济价值判断的伦理规范问题,它将上述人类群体的边界扩大,从而包括土壤、水、植物以及动物,它们的总和便构成了一个群落整体,利奥波德称之为土地。这样,土地伦理观将人类以土地群落征服者的地位改变为土地群落的普通一员。

生态伦理学认为,要真正保护好人类生存的环境,必须承认自然界固有的权利即自然权利———生物固有的按生态学规律存在并受到人类新生的资格。每一种生物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发挥着自己特定的作用,都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交换中发挥着自己的特殊功能,因此从宇宙宏观的角度看,任何生物与人都是平等的,是平等的权利主体。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土地伦理价值在于,人类在和草原和谐共处的过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所产生的内心的愉悦,良知的宁静和平安,形成了一种对草原的审美和人类的自我审美。

草原文化并非“荒蛮”

广义的文化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狭义的文化指人类的精神生产及莫成果的结晶,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存在是草原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载体,同时,草原文化又是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因子或者说一个重要的子系统,这一因子或子系统对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

其一,是对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促进功能。戴利指出:“从宗教或精神内涵到同该内涵相一致的具体经济政策是一次大的跳跃。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中间步骤:制定伦理原则———世界上正确行为的总原则。”从史前时代,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藏族当中形成了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和意识(包括宗教的)。从而形成了天地崇拜、山地崇拜、树木崇拜、水草崇拜、图腾崇拜等多种崇拜。这是一种与大游牧业相适应的大生态观。这种大生态系统观念,是蒙古族大游牧业对自然和谐统一的对象关系及其对象化活动方式的必然产物。其中包含着把自然生态环境当作自己本源的合理内核。

其二,是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所孕育的草原文化的自身的功能。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所孕育的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辽阔的草原,是我国远古先民长期繁衍生息的地方。匈奴建立的草原上第一个统一政权,创造了草原游牧文化的雏形,而后的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演变出了北方草原上朝代更迭、民族兴衰、文化相承、融合的沧桑岁月。草原文化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民族特色,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文明。

草原文化并非“荒蛮”、“粗野”的文化,它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法制、艺术、风俗、生态等系统、深刻的内涵,是人类富于想象力、创造力的文化成果,而且具有雄厚气质、开拓禀性、智慧灵气和委婉简约的独特风格和魅力。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古米列夫所评价的“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但是,在汉文化农本思想的影响下,我们总是做出企图将草原改造为农田的错误决策;美国著名人类学家C?恩伯和M?恩伯在《文化的变异》一书中指出:“民族中心主义阻碍我们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此同时,也阻碍了我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从事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看来我们就不会问一问为什么我们要按我们的办法行事,更不会问一问为什么别人会按他们的办法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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